去歌乐山集中营旧址参观那一天，清明节刚过，漫山遍野的山茶花历经风雨洗礼，更加坚韧、高洁。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走进渣滓洞女牢一室，这里曾是关押江姐、邓惠中、左绍英等革命烈士的地方。狭小、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三双被害儿童留下的童鞋格外让人心痛。一双粉红色的花布鞋，看尺寸也就是1岁孩子穿的；一双黑色条绒布鞋，上面还系着鞋带；还有一双翻毛的小皮鞋，米黄色的。三双鞋都没写主人的名字，只标注着“被杀害儿童留下的童鞋”10个小字。驻足陈列柜前，眼泪一下子模糊了我的视线，思绪仿佛回到那个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
一
我不知道，这三双鞋子里有没有一双是“小萝卜头”的。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都是中共党员。其中，宋绮云还是国民党少将参议。入狱时，宋振中刚出生八个月。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长到八岁的时候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着一个大脑袋，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在一本书里，我曾看过宋振中婴儿时候的照片，胖嘟嘟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可爱极了，和后来的“小萝卜头”完全判若两人。
牢狱里，生活艰苦，没有自由，“小萝卜头”却很懂事，很喜欢学习。六岁的时候，父母希望他能外出读书，特务们不同意。难友们就用绝食来抗议，最终狱方同意让“小萝卜头”在监狱里接受教育，爱国将领黄显声主动要求担任他的老师。黄显声教“小萝卜头”的第一课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史料显示，从1947年底到牺牲，“小萝卜头”一直都在跟着黄显声学习文化。黄显声在牢房里教他学语文、算术、俄文，还给他讲地理，告诉他中国有多大。每次听完课，“小萝卜头”总是喜欢坐在监狱底楼的栏杆上，满脸惆怅地仰望天空，他多么想走出高墙、冲破电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在白公馆的记录中，“小萝卜头”走出过一次监狱的大门。那是他母亲病重，狱方不得不用轿子抬她到外面医院治疗，让“小萝卜头”跟着一起照顾他的母亲。第一次走出高墙，“小萝卜头”满眼都是新奇，他恨不得要把一切都印记在脑海里。途中，遇到一起出殡的，看到众人抬着一口漆黑的棺材，他好奇地问：“妈妈，那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妈妈抬头看了看，非常伤心、凄苦地对他说：“那是棺材，人进去后就彻底自由了！”没想到，“小萝卜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回到监狱，逢人就神秘地说：“我们要是进了棺材，就可以自由了！”他还嚷着让许晓轩伯伯、罗广斌叔叔去找棺材。听着“小萝卜头”的嚷嚷声，很多难友的心都在流血，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去给“小萝卜头”解释。
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孩子，也没能逃出被杀害的厄运。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下达密令，决定对“政治犯”全部处决。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一家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遭杀害后，被埋在了松林坡的戴笠警卫室里，特务还在地面上浇灌了水泥，以掩盖自己的罪行。重庆解放后，烈士一家的忠骸被挖掘出来。发现“小萝卜头”的遗骸时，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人们轻轻打开他那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手，发现里面攥着的竟是一枝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儿。
让人心痛、愤恨的还有。1949年11月27日下午，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最后大屠杀开始了，这一天歌乐山尤为阴冷风寒。王振华、黎洁霜，1942年被关进白公馆，两人在监狱里结为夫妻，生下两个孩子——王小华和王幼华。临死之前，王振华、黎洁霜已经知道结果，但唯独想要这两个孩子能活下来。在种种酷刑折磨之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求饶的话，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两位烈士第一次开口乞求道：“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保护，也是最无奈的呼喊。丧尽天良的特务们竟然毫不理会，甚至故意当着王振华夫妇的面，用刀戳死了小华，掐死了幼华，再把悲愤欲绝的夫妇俩双双杀害。
二
同样遭遇的还有小卓娅。从资料中知道，她也是和母亲一起在渣滓洞遇难的。
卓娅的母亲叫左绍英，父亲叫王璞，曾任川东临委书记。左绍英出生于重庆合川的一个贫困家庭。12岁就给地主家当丫头，每天上山打柴、下地干活，还要侍候地主全家，即使这样，都还吃不上饱饭。1938年，经人介绍，左绍英进入北碚澄江镇纺织机织布训练班学习。在这里，她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并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左绍英性格开朗，为人热情，不久就成长为组织骨干，担任了党支部组织委员。她一边为新职工传授纺织技术，一边组织大家到街头和农村宣传抗日，很快便赢得职工们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我们的好大姐”。1948年8月，王璞领导的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他和左绍英成了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对象。那个时候，左绍英已经身怀六甲，不能与王璞一起东奔西跑，只好到乡下堂兄家避难，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她的行踪，特务逮捕了左绍英。在狱中，无论敌人对她如何用刑，左绍英始终没有透露丈夫的半点消息。“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莫说受刑，就是杀头，我也不知道！”左绍英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无奈，敌人只好把她关进渣滓洞。
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左绍英，难友们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把自己床下的枯草拉出来，帮她把床垫得厚厚的，年长的邓惠中还送来自己的旧线毯。由于轮番的酷刑，左绍英在狱中早产下一个女婴。难友们用苏联女英雄的名字，给她取名“卓娅”。小卓娅的到来，给冰冷的监狱带来了生气，大伙儿又亲切地叫她“监狱之花”，希望她能像花儿一样美丽绽放。然而，狱中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一切全靠难友周济。江姐为孩子缝制了小衣物，同监舍的难友争着给孩子洗尿布、舂米浆。其他牢房的同志，听说又诞生了一个革命的火种，纷纷送来小礼物。有人送来刚从身上脱下还带有体温的绒衣，有的送来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有的送来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券”，还有的托人送来了一盒红烧肉罐头、半筒奶粉、几十颗鱼肝油……
凡是能拿出来的，难友们都无私地奉献出来，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这朵出生在监狱的花儿能够茁壮成长。白色恐怖下的渣滓洞，就连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阴冷。我无法想象，小卓娅从出生到遇难，在她短短的人生当中，从未感知过高墙之外的世界。她唯一能享受的，就是母亲和难友们给予她的爱，每一次放风，难友们都会争着抱她、开心地亲吻她。
然而，这丝毫没有唤醒国民党特务的良心，还将她纳入政治犯之列，编号为“401”。在“11·27”大屠杀中，不满周岁的小卓娅和母亲的鲜血一起染红了红岩。
三
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母亲和孩子一起遇难的，还有彭灿碧和苏菲娅母女，当时小菲娅才一岁零三个月。
彭灿碧是合川人，曾是一名小学老师。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利用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48年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失败后，她转移到重庆后不久便遭逮捕。那个时候，彭灿碧正怀着孩子，敌人知道她掌握着合川地下党组织的全部信息，利用各种酷刑，希望能够撬开她的嘴，将当地的地下党一网打尽。
坚强的彭灿碧一次次被折磨昏迷，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但是，敌人硬是没有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信息。不久，小菲娅在狱中降生。从一出生，她就显得格外懂事，平时不哭不闹。据逃出渣滓洞的幸存者说，即使彭灿碧被带出去接受审讯期间，小菲娅也是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妈妈，很少听到她的哭声。
每一次审讯，对于彭灿碧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磨难，但这从未动摇过她的坚定信念。当被特务架回牢房，再一次看到小菲娅的那一瞬间，又会给了她全身的斗争力量。有时候，彭灿碧也会放下所有的痛楚和坚强，默默流泪。毕竟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但在她的泪水里没有委屈，也不是悔恨，更多的是对女儿的心痛和不舍。那一刻，她多么希望小菲娅快快长大，快快走出牢房，张开翅膀飞向自由的远方。每一次去审讯，她都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陪女儿长大，一起迎接重庆的解放。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解放的步伐加速推进。1949年11月，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的难友们甚至听到了山城之外的隆隆炮声，很多人都激动地趴在牢门上，满脸喜悦遥望着夜空，他们知道黑暗的重庆即将迎来黎明。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候，厄运正一步步逼近。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歌乐山数个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最集中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夜至28日凌晨，当晚180余人殉难，仅有15人脱险。
彭灿碧在临死前，紧紧地把小菲娅搂在怀里，试图用后背抵挡住特务的子弹。最初菲娅侥幸逃过一劫。可当特务进入牢房补枪时，发现她还在动，于是拔枪就要扣动扳机。此刻，腿部受伤的难友罗娟华硬挺着坐了起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床脚前，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孩子。毫无人性的国民党特务，在杀害完罗娟华后，拖开她的遗体，对着小菲娅又连开数枪。听着导游的讲述，我的心在流血，不由得握紧拳头。我不能想象彭灿碧烈士当时是否灵魂有知。如果她的灵魂还未远行，看到满身鲜血、弹孔穿身的女儿，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痛。
山河呜咽，万木垂泪。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遇难的儿童还有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当时也只有8岁。“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邓惠中，也是和儿子邓诚一起就义于歌乐山。邓惠中牺牲时45岁，儿子也年仅20岁。
……
“妈妈，这是谁的鞋子啊？”参观中，一个稚嫩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小女孩站在陈列柜前，仔细地看着里面的鞋子。“这是小烈士的鞋子！”妈妈轻声道。
他或她，一位位小烈士牺牲时不正是这样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吗？
看着孩子脚上的漂亮鞋子，还有那漂亮的裙子，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我们今天的幸福，不正是烈士们当年所期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