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山东抗日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从华中北上,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具体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扭转了战局、赢得了胜利。刘少奇深入实际的务实精神、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端正作风的工作力度、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给我们以启迪。
以调查研究为突破口展开工作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一个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战略枢纽和中转站。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再加上严重的旱灾、蝗灾,山东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毛泽东电示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央到山东解决问题。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自阜宁单家港新四军军部起身前往山东。他们夜行晓宿,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经过22天的长途跋涉,于4月10日来到山东党政军机关所在地临沭县。
刘少奇此次来山东之前曾经担任过中共北方局书记等职务,领导山东开展工作,可以说对山东地方以及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比较熟悉;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对山东的情况已经有明确指示,对山东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然而为了更进一步掌握山东实际,刘少奇一来到山东就埋头搞起了调研,他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望闻问切”察看“病情”、查找“病源”。
在驻地,他敞开心扉听取根据地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深入坦诚的沟通交流。其间,他还查阅了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刊物《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等资料,尽量做到对情况清楚把握。刘少奇尤其注重到老乡家里了解情况。刚过陇海铁路来到山东,他就在沿途的村庄向当地农民问起了家常,看看老百姓日子过得怎样,询问村里有没有农救会,村里的佃户、雇农是不是参加了减租减息?他还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利用一切机会多和群众接触,掌握当地的基本情况。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端正作风
“山东工作的一切转变,必须从彻底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开始”,这是在刘少奇的帮助下,中共山东分局作出的《关于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的结论。
为了从思想上根本廓清认识,刘少奇召集中共山东分局领导成员坦诚交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刘少奇要求大家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回避矛盾,对同志提意见,要敞开心扉真诚对话和相互帮助。在刘少奇的启发下,大家坦诚相见,既提问题,又谈办法,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
为了提高山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刘少奇还抽出时间专门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党内斗争问题》等八个报告。其中在《群众运动问题》报告中,刘少奇严肃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让山东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军民很受教育。
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是纠正思想认识和工作中的错误、巩固党内团结的重要方法。刘少奇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战无不胜,就由于能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必须党内团结得很好,才能去团结群众。
在这次作风整顿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刘少奇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对山东根据地党、政、军、群机关进行了精简和调整,师部、山纵及分局机关原有1万多人,精简压缩后只有3500多人。
在刘少奇的帮助下,经过整风,山东党政军干部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工作作风大为好转。山东抗日根据地上下纷纷行动起来,使得研究形势、分析政策以及联系群众等逐渐形成风气,对敌斗争、拥军支前、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开始取得进展,山东抗战很快走出被动局面。
以发动群众投身抗战为重点扭转困局
“我们根据地极不巩固,最近还有些缩小与隔断。在去年反‘扫荡’中受着较大的损失,而根据地内之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的发动组织起来与改善其生活。”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进一步掌握了山东的实际情况,指出了当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42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封建的土地剥削关系在农村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随着日、伪、顽军的不断进攻,广大农村群众的日子更加艰难。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深入持久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缺乏有力的群众基础。
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帮助下,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明确指出:山东应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随后,山东省战工会、省农救总会、省职工总会等部门发出专门指示,号召全根据地上下,包括农救会员、工人等勇于投入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的斗争中去。
中共山东分局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分别以临沭、莒南两县为试点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以“双减增资”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试点成功后,“双减”工作逐渐在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村各业生产也开始好转,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以下辖的滨海区根据地为例,仅在1942年6、7两个月,该区就有93个村庄3155户佃农、28250亩土地实行了“二五减租”,7860多名雇工增加了工资。通过实施“双减”政策,根据地各村普遍多打了粮食、增加了收入,抗日军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保障。萧华回忆说:“在少奇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这一时期,随着大量贫农和雇工群体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群众自己的组织如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游击小组等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群众的腰杆子硬了,自身优势也树立起来,例如在滨海区,1942年6、7两个月,就有1万多名农户加入了农救会。同时,百姓子弟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1942年夏季,仅滨海区就有1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
在根据地内,发展生产、建设乡村政权以及整党整军等工作生动展开,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开始活跃,根据地各项事业逐步得到恢复;主力部队不断壮大,对敌攻势开始形成……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刘少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和战斗近四个月,圆满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交办的任务。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离开山东临沭,渡过日、伪军严密把守的沭河、沂河封锁线,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同年12月30日胜利到达延安。
(李建丰 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